“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了吗?

作者信息:

杨昀(1979-),女,贵州贵阳人,博士,金陵科技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风险投资、科技金融、资本市场;

杨少明(2000-),男,广东东莞人,硕士,研究方向为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会计。

摘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起点,其实现依赖于微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股灾期间委以救市重任的“国家队”仍活跃于资本市场,从市场外部监督者转变为内部治理者。本文关注“国家队”的微观治理作用,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表明,该促进作用通过企业差异化战略和抑制管理层短视实现。调节效应显示,政府补助、媒体报道能够与“国家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互补效应,但当企业盈余波动性较大时,“国家队”的促进作用被削弱。异质性分析显示,该促进作用更显著地存在于较大规模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本文提供了“国家队”微观治理作用的证据,对于实现高质量投资、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Does the shareholding of the "national team"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bstract: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China's second hundred point goal, and its realization depend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icro enterprises. The "National Team" entrusted with the task of rescuing the stock market during the crash is still active in the capital market, transforming from an external supervisor of the market to an internal regulator. Therefore, it is worth exploring the economic effect of "National Team" shareholding on micro enterprises. Using the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shareholding of "National Team"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and contribut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echanism studies show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is achieved through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short-sightedness. The moderating effect shows that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media reports can have a complementary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by the "National Team", bu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the "National Team" is weakened when the earnings of enterprises are highly volatil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large scale enterprises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provides evidence of the micro-governance function of "National Team", which has implications for realizing high-quality investment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National Team”Ownership; State-owne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一、 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并首次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自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提出以来,中国实现了整体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迈进(王利军和陈梦冬,2023)。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便被不断测度,但至今也未有明确的一个衡量指标。学者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义可分为“三维派”、“四维派”、“五维派”和“多维派”。其中,“三维”指的是经济、社会和生态(师博和张冰瑶,2019)。“四维”分为两类,一是经济运行、创新驱动、社会和谐与共享、资源环境(方若楠等,2021);二是经济的质量、效率、动力和资源(任保显,2020)。“五维”分为三类,一是经济运行的供给、需求、效率、运行和开放维度(马茹等,2019);二是经济动力、效率创新、绿色发展、美好生活、和谐社会(张侠和高文武,2020);三是创新、协调、开放、可持续、共享(陈景华等,2020)。 “多维”的理论研究较多,主要有经济稳定、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生态环境、对外开放、社会发展等六个维度(唐晓彬等,2020);魏敏和李书昊(2018)运用十个指标来度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更进一步,“经济高质量发展”首次提出时便着重强调了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企业作为国家战略实施的主体,承担着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任。全要素生产率是现代经济高度发展的质量检验核心因素,被视为经济能够长期发展的推进器,既包括相关技术进步的边际产出,也包括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提升(刘维林和刘秉廉等,2022)。已有文献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多立足于宏观层面,增值税改革(Liu 和Mao,2019;李姝等,2023);商事制度改革(李慧等,2023);数字技术(谢谦和郭杨,2022)等均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能贪求速度,更应该注重质量,要保持长远发展眼光(张万里等,2022)。

“国家队”指的是由于2015年股市动荡,政府迅速组成由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证公司和中金公司)为主力的行政干预力量,进入股市,并大量持有A股上市公司股票的国有机构投资者。证监会表示,“国家队”在若干年内不仅不会退出股市,还会以机构投资者身份活跃在A股市场。2022年一季度对外披露的数据中,“国家队”持股市值受到众多媒体关注,其规模从2015年3.81万亿元持续减仓至2022年2.38万亿元,但仍是A股325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之一。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有的市场经济特征,行政力量干预进入资本市场并保持常吃驻留的研究是值得探讨其经济后果的。然而,“国家队”持股产生的经济效应却不明晰。现有研究大多是围绕“国家队”作为外部市场监管者如何维稳股价,如降低股价尾部系统风险和降低异质性波动风险(李志生德国,2019)、稳定股市(王雄元和何雨晴,2020)、抑制异常停牌(文雯和张梦姣,2023)等方面研究应对股市动荡的措施。但除了研究“国家队”持股对股市的维稳作用外,学者们还研究了“国家队”持股的经济后果。“国家队”持股还能够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投资决策的数量(于雪航和方军雄,2020);降低企业风险(文雯等,2021);抑制企业“脱实向虚”的倾向(杨兴全和杨征,2022)。“国家队”自2015年进入资本市场后,稳定股市的作用已被实践所证明,但其持续持股所带来的公司治理效应仍不明确。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会是国家未来一段时间的重大核心任务,企业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主体,“国家队”能否以及如何助力企业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更有效地实施国家战略?

本文以2015年-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研究落点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实证检验“国家队”治理角色的转变。以“国家队”长期持股为样本,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的公司治理效能,丰富了“国家队”持股的经济后果研究,实证检验了“国家队”持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拓展了“国家队”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渠道,提供了经验证据,扩大了外部治理者参与公司治理的主体范围。第二,拓展了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意义。本文通过实证拓展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渠道,为企业引进国有机构投资者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参考意义,也从企业层面出发为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二、 理论分析

威慑的概念源起于法律中以刑罚的方式震慑罪犯以达到预防的效果,但在资本市场中威慑理论的运用可以有效抑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减少,抑制行业内其他企业财务违规行为的发生(马壮和王云,2019)。“国家队”进入股市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股灾”,但“国家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目的并不执著于监管股市,因为股市的动荡来源于上市公司追求高利润的违规违法行为形成的泡沫经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造成全球的金融风暴,使得全世界的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若是再将公司发展质量弃之不顾,而一昧的去追求利润,则只会造成愈加恶劣的经济环境,反而阻碍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和国家战略的实施。所以自2017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概念出来后,“国家队”更专注于上市公司的高发展质量进程,利用其长期投资视野(文雯和乔菲,2021),降低企业风险(文雯等,2021)、抑制公司违规行为(文雯和乔菲,2021)。因此,“国家队”在资本市场中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是为了监管,但更多是为了实现资本增值,在保证股市稳定的前提下,利用自身资源,引导上市公司实现战略转型升级。同时,高阶梯队理论认为管理层的某些个人特征如过度自信(胡海峰等,2022;李双琦等,2022)等均会对公司治理水平产生抑制作用,甚至产生违法违规行为。而“国家队”作为政府在资本市场的代表,其市场监管者身份能够有效降低高管违法违规行为,并且与政府之间的交流能够加深对国家战略的理解,以便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好的贯彻和实施国家战略。

(一)“国家队”持股、差异化战略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队”持股通过指导公司差异化战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Porter在1980年提出竞争战略理论,其中提到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成本领先战略主要是指通过制定成本和费用标准、机器设备升级提高生产效率等方式来实现同行业其他企业的超越。而差异化战略则是指通过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来实现差异化目标,从而产生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差异性。每个上市公司所面临的情况各不相同,受限于在资本市场中所处的地位,想要实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多的是需要战略层面上的规划和指导。企业采取差异化战略能够降低现金支付倾向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冯展斌和李国民,2022)。因此,采取差异化战略能够有效提升公司创新水平,对有效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具有促进作用。而“国家队”作为专业的机构投资者,相比于成本领先战略,更愿意采取差异化战略,凭借其所掌握的战略信息、管理优势和专业队伍,有意愿也有能力为上市公司引进优良资源,提高公司整体的运作和运营效率,帮助被投资企业在正确战略的指导下实现战略转型升级,助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有效贯彻实施国家战略具有促进作用。

(二)“国家队”持股、管理层短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高阶梯队理论,管理层个人特征对公司绩效会产生影响。而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离不开高管团队,所以高管团队把握时机的能力和决策执行力对公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举足轻重,但某些管理层为了谋私利、保生存而表现出的短视主义和保守主义,既有可能错失发展机会,还会阻碍企业的发展,王新光(2022)认为管理层短视主义扭曲了实体资产配置。进一步,机构投资者长期的持股能够有效抑制内部人的机会主义倾向(Chung等,2002)。因此,与一般机构投资者不同,“国家队”市场监管者身份对管理层具有威慑作用,可以有效发挥监督职能(Jahng等,2016)。根据威慑理论,被“国家队”持股的上市公司高管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受到的监督会更多,因此会适当约束自利行为,减少违规行为的发生,积极开拓战略视野,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目标。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国家队”持股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2015年股灾的爆发,“国家队”被委以重任进入股市,所以本文选取区间为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对并对样本进行以下数据处理:(1)剔除样本中含有ST、*ST字样的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3)对样本极端值进行1%-99%的缩尾处理。本文“国家队”持股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媒体报道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管理者短视和竞争战略来源于文构数据库,其余所涉及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二)主要变量定义

1. 因变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参考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代理变量进行衡量,包括TFP_LP、TFP_OP 、TFP_OLS。

2. 自变量

“国家队”持股:参考李志生等(2019)、文雯和张梦娇(2023)对“国家队”持股的定义,本文将自变量界定为两个变量:(1)GJDif表示“国家队”持股哑变量,如果上市公司被“国家队”持股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2)GJDshare表示“国家队”持股比例。

3. 控制变量

参考李志生等(2019)、文雯和张梦姣(2023)、文雯等(2021)的研究,以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流(Cash)、上市公司年龄(Old)、两职合一: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同一人(Dua)、管理层平均年龄(Young)、管理层持股比例(Mano)、产权性质(Soe)、股权集中度(Share)、董事会规模(Dir)、超额雇员率(OverEmp)、独立董事占比(Indep)、总资产净利率(ROA)。

表 1 变量定义表

(四)描述性统计

如表2所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量(TFP_LP、TFP_OP)均值分别为8.407和6.719,处于正常区间,“国家队”持股变量(GJDif和GJDshare)均值分别为0.223和0.311,表明A股有22.3%的上市公司有“国家队”持股,符合现有“国家队”持股规模,持股比例均值为0.3%,表明“国家队”作为机构投资者角色处于公司治理环节中,但总体数量不多,基于威慑理论,国家队参与的治理作用更依赖于其“有无”,而非“有多少”。其他控制变量结果不再赘述,与相关研究相近。

表 2:描述性统计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假设检验

表3汇报了“国家队”持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GJDif和GJDshare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助力企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本文的研究假设提供实证方面的证据。

表 3 基本回归

(二)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变量

参考晏国菀和夏雪(2023)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将TFP_OLS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国家队”持股变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国家队”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证明了H1的稳健性。

2. PSM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本文使用PSM倾向得分匹配法,将匹配参数设置为1:3,进行核匹配,如表4所示,“国家队”持股依旧是显著促进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 4 替换变量与PSM回归

注:括号内数字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

3. 工具变量法

参考吴超鹏(2012),将是否在1998年上市作为工具变量,结果如表5所示,“国家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证明了H1的稳健性。

表 5 工具变量回归

注:括号内数字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

4. 双固定效应检验

本文控制了时间--个体层面后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系数均显著为正,证明了H1的稳健性,也即“国家队”持股能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表 6 双固定效应回归

注:括号内数字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

5. 其他稳健性检验

由于“国家队”是在2015年夏天紧急进入二级市场的,所以在2015-2016年大量持有A股上市公司的过程中,“国家队”的重心并不在公司治理,而在稳定股价,平息股市动荡,而解决股市问题后的持股才更能凸显出“国家队”的公司治理作用,所以本文参考文雯和乔菲(2021),将样本区间按照2016年分为两个区间,结果如表8所示,在2016年后,“国家队”才实现了公司治理角色的转变,从而更关注被投资企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 7分年度检验

一、 注:括号内数字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

(三)机制检验

1. “国家队”持股、差异化战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竞争战略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胡楠等,2021),企业的战略决策与企业未来的生存息息相关。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因此企业战略的选择尤为重要。“国家队”更希望被投资企业的稳定发展,因此也就更愿意指导企业的战略决策。本文参考胡楠等(2021)对竞争战略的定义,研究竞争战略(Strategy1)在“国家队”促进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如表9所示,相比于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更适合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队”持股会显著促进被投资企业实行竞争战略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加快被投资企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 8 竞争战略中介回归

注:括号内数字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

2. “国家队”持股、管理者短视与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参考胡楠等(2021),采用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将公司年报MD&A中的“短期视域”语言词频作为管理者短视(Myopia)的代理变量。如表10所示,在有“国家队”持股的企业中,更加能够通过抑制管理者短视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证明了“国家队”监管者身份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换成TFP_OLS和TFP_LP后依然显著。

表 9 管理者短视的中介作用

注:括号内数字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

(四)调节作用分析

1. “国家队”持股、政府补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补助与“国家队”持股发挥作用能够形成呼应,助力其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财政补贴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胡春阳等,2023;路春城等,2023)。政府通过减税降费给予企业便利,能让企业有更大的积极性去提升其本身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区域中,企业能够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晏国苑和夏雪,2023),政府补助能够为企业带来长期收益(Bernini等,2017),以上种种经验证据表明政府补助对企业发展有积极效应。

因此,本文认为,政府补助政策能够与“国家队”持股形成互补效应。政府补助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能够有充裕的现金流量去进一步扩大经营项目的范围,实现规模效应。财政补贴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财政补贴对可持续发展有溢出作用(胡春阳等,2023)。政府补助具有积极意义,能够帮助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张志元和马永凡,2023)。“国家队”是代表政府利益的机构投资者,相比于一般机构投资者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和搭便车行为,这类国有投资者更期望企业能够带来长期收益,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在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拥有“国家队”持股的企业能够实现更可持续性的发展,而政府补助作为政府支持国民经济和企业发展的积极政策,能够与“国家队”持股形成互补效应,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因此,本文参考对杨芷晴等(2019)对政府补助(LGS)的定义,将政府补助金额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本文政府补助的代理变量,同时参考刘剑民等(2019),将政府补助金额取对数后作为替代变量(GS)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政府补助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国家队”持股与政府补助的交乘项也显著为正,说明政府补助显著强化了“国家队”促进被投资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证明了政府补助的“互补效应”,证明了H1。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换为TFP_OLS,结果依旧稳健。

表 10 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

注:括号内数字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

2. “国家队”持股、盈余波动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般来说,机构投资者进行对外投资时,所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必须能够达到稳健获利的标准,所以会非常关注被投资企业的利润回报率,并据此通过判断投资风险的大小来决定是否进行投资,而这之中,被投资企业的盈余波动性的大小理应在机构投资者投资考量范围之内。盈余波动性带来的经济后果会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李高波和于博,2021),更会影响投资者的利益(Jensen和Meckling,1976)。因此,“国家队”想要实现被投资企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则必须对被投资公司的经营环境有所了解,并能保证经营的稳定性。区别于一般营利性的机构投资者,“国家队”还需要承担起更多的市场经济稳定性的责任,所以更愿意寻求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获利稳健、迫切需要外来注资的上市公司。企业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多表现为企业能够具有稳定的、独立自主发展的能力,否则,若被投资企业发展状况十分不稳定,甚至在退市边缘徘徊,这不仅有违“国家队”稳定股市的初衷,还会阻碍“国家队”实现公司治理的职能,无法提高被投资企业生产效率,从而使得企业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上停滞,甚至是倒退。

本文参考陆正飞等(2015)对盈余波动性的定义,以(息税前利润/总资产)的三年波动率作为代理带变量衡量盈余波动性。如表13所示,“国家队”持股与盈余波动性的交乘项基本显著为负,说明了盈余波动性越大,越会削弱“国家队”持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这同时也为“国家队”选择被投资企业提供了实证方面的证据,盈余波动性越小的上市公司在得到“国家队”持股后,越能够实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越能够保证企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换为TFP_OLS,结果依旧稳健。

表 11盈余波动性的调节作用

注:括号内数字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

(五)异质性分析

1. 产权性质

国有企业相比于非国有企业而言,需要承担更高的社会责任,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更高的风险承担能力。产权性质可能会使文章结论产生异化。“国家队”作为市场监管者,在进入非国有上市公司后,所带来的“威慑效应”有可能对企业高管形成业绩等其他压力,致使其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的发展促进效应不强,而在国有企业中能够与国资委等机构协同合作,更好地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结果如表14所示,第一和第三列的交乘项显著为正,说明在国有企业中,“国家队”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更强;第二和第四列的交乘项为正,但不显著,该结果支持了对于企业治理而言,国家队的“有无”比“程度”更为重要的理论理解。

表 12产权性质分析

注:括号内数字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

2. 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是一个企业未来发展状况的重要参考指标,尤其是能够作为企业整体运营状况好坏的衡量标准。理论上,企业规模越大,抗风险能力越强,对未来发展的定位和期望可能越高。因此,“国家队”提升的在较大规模的上市公司中可能更明显,即越能发挥其公司治理效能,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如表15所示,本文按照企业规模的中位数,分为中小规模和大规模企业,“国家队”持股更能显著促进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小企业而言并没有显著影响。

表 13企业规模分析

注:括号内数字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

五、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2015年-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实证研究发现:(1)“国家队”持股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2)“国家队”在参与公司治理过程中,能够指导企业实施差异化战略,同时,“国家队”参与公司治理的行为代表着行政力量的参与,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威慑作用,能够显著抑制管理层的短视主义和自利行为,从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国家队”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补助均增强了此作用机制,而盈余波动性产生了负向削弱作用;(4)异质性分析中,大规模企业和国有企业则显著增强了“国家队”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二)政策启示

本文拓展了“国家队”持股所具有的公司治理效能及其经济后果,丰富了“国家队”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从微观角度提供了“国家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新颖的经验证据。

第一,本文实证检验了国有背景的机构投资者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有效性,对被投资企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本文为“国家队”实现市场化角色的转变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具有参考意义:既通过“无形的手”管理资本市场,也需要通过“有形的手”主动参与到公司治理过程中,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借鉴意义,助力企业要素的顺畅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需要政府透析资本市场运作规律,切实关心企业发展状况,出台有利政策促进企业加快升级转型步伐,更好落实国家战略。

第二,本文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全方面的、独立的发展。本文的实证检验说明了“国家队”发挥公司治理效能与政府补助政策形成互补效应,但盈余波动性具有削弱作用,则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则可以降低高风险项目的投标,保证企业盈余的稳定性,降低其波动性;对政府来说,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影响力,为“国家队”发挥公司治理功能造势,助力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第三,战略决策与全要素发展并驾齐驱。为适应现代数字化发展,特别是传统类型的企业,则需要积极转变发展战略和思想,同时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则企业层面的战略制定相比于以往更需要经过全局的考虑和观察,将“国家队”专业人才引入战略决策环节,更能促进企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本文印证了威慑理论是“国家队”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一个途径,通过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来体现,所以这给上市公司的启示是:要与政府展开积极的合作,通过政府的行政干预力量来有效抑制市场经济下滋生的短视主义和自利行为。

第四,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中小规模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需要依靠企业作为主力军来实施,因此,企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均关乎到国家战略实施的进程。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建议向社会中的企业家积极征求意见,听取来自微观企业层面最真实的关切问题,适时调整政策方向,积极推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本文的实证结果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政策的制定需要因地制宜和设身处地的周全考虑,以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做进一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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